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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配资最简单最准方法来继承、吸纳、升级二战轴心国的军工能量与侵略模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睿】

台湾问题的历史源头是1895年日本对晚清中国的掠夺，近代中国因应外患入侵而启动的文明转型也在此时开始。正因为如此，光复台湾的使命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的历史原点。

对日抗战50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光复台湾、政治上恢复主权，是中国人民以血肉创造的历史进程。然而，1945年光复台湾后，在中国内战与包括美日同盟在内的世界冷战的双重构造下，台湾很快又沦为美日新殖民地，然而这却成为现代意义“台独”想象的开始。

因此，现代中国排除外来压迫、收复台湾，或者说台湾复归新中国，包括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的正义实践，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台湾再光复。隆重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正是对这种文明意义的负责任宣言。

台湾再光复是中国人民持久战的历史实践

回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当今世上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公然抵制。其后，AIT（美国在台协会）以宣称“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未定”来助阵，表现了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双重殖民的关系，以及战后法西斯势力并未根绝的事实。

日本和台湾地区抵制九三阅兵，表面原因是争议历史解释权，其实是中国内战与世界冷战双重构造的历史遗绪，也是日本和台湾地区政治属性的反映。美国是这种政治属性的“扛把子”，同时也是继承与升级日本法西斯的全球化新法西斯霸权。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在，就是日本征服未竟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所以只有中国大陆除外。这种政治格局，是对中国人民持续推进反法西斯工程，直至完全胜利的历史召唤。

也就是说，历史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考验远不止于对日抗战胜利：内有文明转型期间的国共路线矛盾，外有美国新法西斯控制下的新殖民地岛链围堵，而台湾问题成为这种内忧外患的集中表现──既是内战遗留，又是外力抓手。

美日新旧法西斯利用台湾问题破坏中国的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对中华民族构成台湾再光复的必要性──正因为二战后新法西斯势力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事实，明白告诉中国人民：台湾光复不止于《马关条约》后的50年抗战，更有赖于《旧金山和约》后对于台湾再光复的持久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中国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的任务落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与历史在1949年的选择。1971年，联合国大会追认这种选择的合法性，第2758号决议就是具体文证，那天正好是台湾光复节。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的受降典礼。

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僭用后来被联合国否认的“中华民国”，长年以“反共”军事戒严统治台湾，强以“中国代表性”灌输台湾民众。台湾民众被输入“中国代表性”，却与“中华民国”的统治边界大异小同、甚至敌对，结果就是台湾（人）既区隔或有别于共产党主政的中国大陆，又逆反或盲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教条。

难怪“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说：“台湾人是在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下，才真正反中国……有意无意间，国民党的差别待遇政策恶化台湾人原来对所有大陆人的敌意。”[1]──以自揽建构的“中国代表性”来戒严统治台湾，造成台湾人逆反中国（人）和大陆人的敌意，这分明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岛屿的“反共”恶政使然，却殃及整个中华民族。

但反过来看，对虚构的中国政权反射遍及全中国的敌意，难道不是虚妄的想象和自欺而已？毕竟国民党政权早已无法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在这虚妄的基础上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台湾民族”，难道不是进一步重蹈虚妄自欺的覆辙？

这种意识形态的台湾（人），恰恰是美日反共同盟的可乘之机，台湾遂成为法西斯外力阻挠中国复兴的前沿，再次充当日本法西斯以华制华、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原来曾经代表全中国与领导对日抗战的“中华民国”，如今彻底异化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掩体和台独符号。

这就决定台湾再光复的历史进程，除了要排除新旧法西斯外部势力，还要解放已成为国家统一障碍的异化物。

何谓“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今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透过“代表权／主权／管辖权”的语汇组合，来表示自1971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不同方式行使对台湾的主权权力；并以二战秩序和国际承认作为一中叙事的主调，来驳斥赖清德声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的说法。

其实赖清德的说法，不过是混淆主权权力与实际统治，何况实际统治未必是合法统治──如美日法西斯统治琉球。“从未统治台湾论”只能强化“中国内战未决”的实况，却无法缔造“台湾地位未定”或“台湾已经独立”的结果。

也就是说，根据1943年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战后秩序的正统基础是“反法西斯战争成果”，而不是“旧金山体系”──美国违反同盟国决定的战后秩序，在《旧金山和约》中刻意模糊台湾地位，再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干预中国内政，自属非法的帝国主义行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1949年做出的历史性选择，震动一切帝国主义、新旧法西斯和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导致美国组织起以“冷战”为名的全球性反共围堵链，这就是《旧金山和约》与《台北和约》的真实背景。

1952年4月28日，“日台合约”在台北签署

美国利用美日安保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继承、吸纳、升级二战轴心国的军工能量与侵略模式，成为全球化的新法西斯霸权，只有新中国和前苏联是美国在亚欧大陆上尚未征服的异己。于是，未经清算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罪恶，通过美国借尸还魂的反共改造，而祸延至今。

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以改造日本来剑指中国和苏联。“北约”12个创始国，以及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与美国军事同盟的亚太国家，违反《联合国家宣言》不得单独同敌国媾和的规定，在排除中、苏两方的算计下，全部签署了袒护日本的《旧金山和约》，制造出朝鲜问题、琉球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二战后，美国不但没有清算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罪恶，反而通过《旧金山和约》和同日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在“冷战”名义的框架下，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历史复制起来，完成新旧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岛链闭环。只不过，新法西斯势力还需要一个“法理上”的抓手。

这时候，僭号“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内战遗留集团，适时充任了美日法西斯势力侵略中国的内应装置。

1952年4月28日，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小时，蒋集团与日本签订《台北和约》，自甘形式上“两个中国”的外力傀儡。然而《旧金山和约》却在《台北和约》生效之前生效，后者沦为对前者的重申、确认和补件──对日和约有了“中方代表”。

操控共和国时代的“民国”，正如操控民国时代的“满州国”，是美日相继的法西斯势力以复辟前朝的方式来“分而制之”“以华制华”。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约是新旧法西斯彼此承接的“法理”标志，国民党一手配合的《台北和约》则是完成这种“法理”标志的句号。

在《台北和约》里，败退台湾的蒋记国民党图谋法西斯国家的政治承认，竟以承认放弃对日索赔、确认中日战争只有4年、“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作为交换。无论其中哪一样，都是出卖中华民族的不平等条约。这就足以解释2024年6月，驻法大使卢沙野指称台湾当局只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僭号“中华民国”的蒋记国民党不是逃出境外的“流亡政权”，而是依赖法西斯外力盘踞中国台湾省的“叛乱政权”，自然无权与战败国日本处置“台湾的地位”。日方也在1972年承认并声明20年前的《台北和约》无效──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已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蒋介石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

“中华民国”不仅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被国际社会判死，更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向自我灭亡──民国继承晚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体质，蒋介石与国民党又始终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维和做派来统治民国，这就是后者只能作为近现代中国文明转型过渡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到了对日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指挥失能、贪污腐败、派系政治、民生困苦的病灶加速积累，且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进一步恶化──蒋介石自毁统治中国正当性的行为在于启用日军打内战，为此还包括纵放冈村宁次。

更令人非议的是，基于“反共”同好，蒋介石是同盟国领袖中鼎力支持日本“国体护持”（保留天皇体制）的人，[2]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根苗。

纵观蒋介石自1931年以后对待日皇与日本军阀的诸多政策、协定、宣言和做法，明显与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成果背道而驰，这就是台湾当局与法西斯国家一道抵制今年九三阅兵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本身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晚清败于甲午战争以后，一门心思向战胜国日本取经，1904年颁布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就明确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培养基地。后来清政府规定留日学生归国后直接授予军官衔，形成制度性人才输日管道，日方也乐于借此影响中国。

在辛亥革命前，较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有蒋百里、蔡锷、张孝准、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等人。蒋介石也在那时留学日本，不过他是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东半殖民地战败国的学生向先进的战胜国取经，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客观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体系。保定军校前九期教官中，多数人拥有留日背景，蒋百里制定的《军事教育大纲》就以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模式为参考蓝本。

这说明无论“保定系”还是“士官系”，都是当时中国军事教育日本化的现象。

1910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军校期间着和服与同学张群合影。

即便是联俄容共的黄埔军校早期，尽管在政治组织和政工体系方面吸纳苏共模式，可在军事技术方面仍不脱日本化的影响。比如高级军事教官有留日背景的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林振雄等人；以及早期使用的军训教材，很多直接翻译自日本陆军教材或沿用保定军校的日式教材。

如此一来，早期国民党军不仅在战术、炮兵、步兵操典方面深受日军体系的影响，甚至在“绝对效忠”与“牺牲精神”方面也不免武士道的浸染。但这种源自日本封建幕府的家臣思想，容易导致军官走向派系化，以及无谓牺牲的决战模式。

至于地方军阀如晋系、桂系、滇系的首领和高级军官，也多选择去日本军校镀金，来增强权力。尽管后来国军阵营有德系、美系的装备与顾问加入，但由于更早期的日本化国军已高升领导位阶，于是国军教育、作战和指挥体系就形成日系主导的倚外自重的各色拼装部队。当国军与侵华日军对阵时，在双方高层看来就成了“师友会”。

两个战场的组合与两种路线的消长

不同于半殖民地高层日本化的国军拼装部队，同时代的共军特色是结合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农民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实践。

中共领导层把苏联的军事组织与中国农村游击战的需求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苏联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红军，也不同于苏联工业条件下的阵地战模式；而是立基于中国农民的军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统分析了中日国力、战争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和民众动员，形成完整的契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体系。白崇禧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诀，史迪威也因此肯定共军有效的抗日战术。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称：蒋百里更早提出持久战。但后者依然是日本军事传统中的线式防御──通过构筑连续防线（如战壕、碉堡、铁丝网等）来阻滞敌军进攻，并依靠火力优势来消耗敌军，比如“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决战思想即是。但以国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若照搬这种日式要塞化战法，只能是填充、耗损更多人命。

可悲的是，蒋介石打大型会战与反共内战就用这套日式战法，直到今天继承国民党反共的民进党，依然是搞全岛要塞化──即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是也。这种差异源于根本性质的不同：共军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军队，国军是在日本军事理论下从军阀体系改造而来的产物，从而决定两者不同的作战模式与结果。

共军是人民军队，国军是建制军队，性质决定由国军担纲正面战场的大兵团正规作战，由共军充任敌后战场的小部队游击战。国军印证了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条件，共军诠释了中国“积小胜为大胜”的抗战成果，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工业化部队的侵略，中日大型会战是败多胜少，阵地节节后退，伤亡步步堆高。半封建、半殖民地建制军队的线式防御结构性弱点，比如派系、地缘忠诚、编制变动、人事制度缺陷、补给脆弱、统帅能力参差、稳定性问题等，在大规模、持久性、地域跨度大的战争环境中，就更容易显现与恶化。

与此相对，共军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与不对称作战，在群众动员与根据地建设，在兵员补充和情报、渗透能力，以及在对敌牵制与消耗作用方面，无论是心理上、政治上以及战后正当性上，都赢得极大影响力。毕竟，建制先进的日军难以应对这种中国草根式的战法，而对国军却显得自信满满。

以抗战胜利前一年为例，冈村宁次、畑俊六等人敢于发动豫湘桂作战，就是不把国军布置出于己的线式防御看在眼里。在8个月内，日军拿下百余座大小城市，伤亡国军逾50万人，攻陷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相当于1个白俄罗斯，或者6个台湾省那么大。这种溃败甚至动摇了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信心，间接影响雅尔达密约以牺牲中国权益来换取苏联参战。

然而，日方也暴露超过其占领能力的战线长度，共军使用“敌驻我扰”的战术发起反攻，从而扩大解放区与民兵规模。换句话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辩证组成对日抗战的中国战场。

但是，豫湘桂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敌后战场的反攻也形成一种对比，反映的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差异──倚赖外援的阵地战被动防御，对比群众路线的主动游击。1943年冬以后，随着欧洲战局日趋明朗化，蒋介石自淞沪抗战以来倚赖英美外力打败日本的想法就更加失控，进而呼吁美方“欧亚平分论”，成为豫湘桂国军大溃败在战略思想上的原因。[3]

反观共军方面，可借用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来一言以蔽之：“The Communists are the only truly unified, disciplined, and popular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力量。）蒋介石虽然在日记（1944年11月）中写道：“美军延安视察团所见者，仅共方作戏，未察其真。”酸味很呛，但反而佐证该报告的影响力。

《蒋介石日记》原稿

如此一来，国共路线差异由于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对日抗战中不断放大，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路线对决和历史裁决。

以典型的蒋介石中央军嫡系汤恩伯为例。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一开打，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汤恩伯溃退出逃，竟被“宁受敌寇烧杀，不愿汤军驻扎”的豫西民众截击缴械。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积极包庇在豫中会战一举击溃他的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使后者逍遥法外。内战失败后，汤恩伯出卖恩师兼老丈人陈仪，以图蒋介石垂爱，最终却以妻离子散、病故日本收场。

曾任南京《中央日报》战地记者的龚选舞通过一位苏北老同学之言，回忆国府垮台前夕：国军为求作战方便不惜拆毁民居、拉夫征粮，甚至放火烧了妨碍其视界的整条街巷；而共军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殷勤做到军民一家。龚选舞评说，国军统帅只知军事理论，成天计算彼此的武装和兵员，就是不曾算及民心！军队失去了民心，“这样的仗怎么能打？”[4]

国民党党报记者的喟叹，并非空话。1947年5月，国共两军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地区决战。战前发生一段马牧池村妇女们拆下门板，以身为桥墩，组成“人桥”帮助解放军跨过汶河、奔赴战场的故事。这种事就没发生在国军身上，美械第74整编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他的直属长官就是汤恩伯。

这样的仗怎么能打？

蒋介石自知“中华民国已经灭亡”

打不赢内战，国军统帅就借用日军、收编伪军来反共，这符合蒋介石“反共先于抗日”、“安内重于攘外”的思维与行为逻辑。从冈村宁次到富田直亮的“白团”，从国军到台军的日本军事顾问，已经不是秘密。[5]

为了平衡勾结日伪势力对国军抗战正当性的损害，同时缓解内战失败的合法性焦虑，国民党生成一个中共“七二一方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1956年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1969年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以及1985年国民党编辑出版的《中共活动真相》等，都不断复制这个没有文献出处的故事。

白团最后的主要干部与蒋介石（中）合影。前排右二为化名白鸿亮的富田直亮。《中时电子报》

“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源自武汉会战后，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转向消极，却在反共表现上频刷存在感，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建构了所谓“李法卿供述‘七二一’的材料”，以便在抗战成绩的舆论上争取同情和支持。

国共路线之争从抗战打到内战，“七二一方针”的故事也被国民党转进台湾。通过反共戒严统治和民众的盲从心理，以及学术包装下的抗战史研究，“七二一”成为台湾民众对中共抗战的先验性认知和反共口头禅。克绍箕裘的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就认真复诵中共“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来平衡他们被历史证明的失败路线。

仿佛中共不抗日，就可以合理化国民党搞“中华民国台湾化”，或者“两个中国”。那倒也反证中共若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无疑是中华民国的合法继承者。蒋介石阻止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战物资、启用日军伪军打内战的行径，反而强化中共抗日反殖、独立自主的正当形象。

中共抗战路线的实质，是在战略上建立敌后根据地、实现兵民结合，用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来支撑持久战的物质基础，再通过教育、组织和动员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在战术上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主动打击日军，而不是消极发展。换句话说，中共的发展是服务于抗战全域，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力量，而不是割裂抗战与建设的辩证关系。

其实抗战作为全民族的历史资产，并不是单一政权继承全中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蒋介石、汤恩伯、何应钦这些半封建时代出身半殖民地中华民国的旧式军人，并没有在文明层面上带领中国人民反殖去殖、为中华民族开创独立自主新天地的格局和胆识。正是国民党那种对美日新旧法西斯的妥协、屈服与勾结路线，才更突出中共以人民路线反帝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的价值。

国军对日抗战确实牺牲惨烈，海空军且无投降纪录。然而，抗战时期国府领导层日本化的惧日崇日现象，却是半殖民地国军部队投入反殖民战争的最大不幸，“曲线救国”的论调也是中华民国作为半殖民地的悲哀。典型的悲哀就是强调国军抗日伤亡365万人，大型会战22次，将领牺牲逾200多人云云。

这些数据虽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缓解逾50万建制部队和近百名国军将领降敌的难为情，整个民国抗战时期的附日伪军甚至比侵华日军还多！试看《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未公开或存在争议的密谈等，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曾被学者做出不同解读，或说“汪蒋通敌一明一暗”，[6]或说“蒋以反共为名来掩护抗日为实”。[7]

无论如何，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民以巨大牺牲换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台湾光复更得以摆脱殖民地处境。但是，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性质来看，并未根本扭转殖民地化的命运。

蒋介石不要驻军日本，不要琉球，不要朝鲜，也不要中南半岛，只要反共内战和行宪当总统。为此他签订《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却沦为依附美国资本的新殖民地。

面对中国全境对美开放、美商特惠、美军驻扎、美国人治外法权……中共严正拒绝美蒋之间的新不平等条约。国共双方自北伐、尤其抗战以来的不同路线，至此只能以一决胜负的方式决定中华民族何去何从。

1949年10月以后，中共带领被蒋介石掏空资产的大陆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自1950年起，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剿匪平叛、金门炮战、平定西藏、抗美援越、威慑葡萄牙、教训印度、珍宝岛对抗苏联，新中国通过20年内外烽火的试炼，才被联合国正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代表性，国际社会才真正认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承受大陆黄金白银的台湾却沦为依附美国的新殖民地，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则是中国内战遗留的依附型买办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僭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本质是中国内战遗留与国际新旧法西斯势力合流的产物。1949年日军顾问团、1951年美军顾问团、1963年德军顾问团纷纷驻台，这些无不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命运。

正如《中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明示，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说，1945年签署《联合国宪章》时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与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存在本质区别，后者已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从现代出问题，在历史找答案。美国新法西斯在九三反法西斯阅兵后挑起“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原因，就是统治台湾地区的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然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对台主权。不仅1950年3月，非法“复职”的蒋介石亲口坦承“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早在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时，命名者章太炎就公开说过中华民国已经亡了。[8]

“中华民国未亡人”的认知模型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格的蒋介石玩起“尸速列车”，强以台湾地区驾驭“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不惜从列强次殖民地升等为美国新殖民地。因此，现代意义的“台独”政治想象，同样是中国内战遗留与国际反共法西斯势力合流的产物，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与1952年的《台北和约》，就是历史文证。

正如“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所说，“反中”与台湾自身政治认同的真正来源，是由于两蒋提供全岛性的“中华民国体制”明显区隔于中国（大陆），到李登辉掌权时更无心与中共竞争中国的正统。[9]也就是说，在“台独”学者看来，台湾政治走向“台独化”的真正缘由，是蒋介石撤台后提供的“中华民国体制”使然，而不是一般人被误导的所谓李登辉如何如何。

既然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因此也就无权处置已经归属中国的台湾地区，从而说明1952年的所谓《台北和约》，自始就非法且无效。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林满红认为二战同盟国的战时宣言并不等同战后条约，后者如《台北和约》才能确认台湾归属“中华民国”。

在亲美反共拒统的法西斯势力框架下，林满红与岛内政界、学界、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相同，都屈服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差别在于林满红不但主张1952年的《台北和约》是前者的子法，更强调这对母子赋予“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与主权人格。这样的认知恰恰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事实。

《旧金山和约》是服务于美国主导太平洋反共围堵链的产物，只不过借口“对日和约”罢了。其用意在改造日本成为美方的反共殖民地与反中前进所，排除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和地位，并获得国际承认的一场忽悠仪式。其“前言”明示所谓战后对日和约的时间范围，是指“太平洋战争期间”（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51年9月8日，美国代表迪安·艾奇逊以国务卿身份签署《旧金山和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拒绝这种无视近代中日战争起自1931年的和约。然而，殖民地性格的蒋介石本着对外“要五毛给一块”的卖国情操，不但认同《旧金山和约》为母法，更在《台北和约》第四条明确孝敬为：“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如此一来，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与日本国代表的和约下，中国对日抗战是从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对日宣战才开始算数，总计不到4年，比美国人还少一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血拼新法西斯侵略的时候，蒋介石驯从美日以冷战叙事来取代中国对日抗战的反法西斯史观。于是1941年12月以前，九一八、一二八、东北抗联、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七三一、淞沪抗战、平型关战役、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全不作数了：中国抗战沦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的随从，包括1945年光复台湾。

前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说，美日两国共谋的《旧金山和约》，使日本对同盟国的战争赔偿被技术性废止，台湾的战后归属被模糊化。但只要日本选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就一切都好说，于是有了1952年4月28日的日蒋《台北和约》。[10]

许多人说“两国论”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辉云云。其实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个个对号入座“中华民国未亡人”，[11]既无意统，也不敢独，岂能是始作俑者？

虽说《台北和约》在1972年已被日方声明失效，但历史学者林满红说：“1952年的中日和约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上取得台湾的完全主权……这个条约是将台澎交给已经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同时照顾到重视政府迁台的蓝营观点以及以台湾为主体的绿营观点。”[12]

鉴于林满红的观点与蒋介石的意图相契合，又能均霑岛内蓝绿选民，马英九就在2008年掌权后任命她为“国史馆”馆长，以强化“台湾-中华民国”论述。尽管马英九在口头上反对两岸“两国论”，但在行为上却经常配合不来。正如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多次写下“倭寇”，但在行为上却十足的惧日崇日，抗战胜利时如此，内战失败后更是如此。

日本人也投桃报李，为蒋介石建了“中正神社”与“以德报怨碑”。有“昭和怪物”之称的军国主义者矢次一夫曾说“台独是日本的分家”，并成为“日台一家亲”的牵线人：1957年6月，矢次一夫陪同甲级战犯兼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7月27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安理会候补的声明。1969年，照例连任“总统”的蒋介石还为矢次一夫颁授“中华民国一等奖章”。[13]

蒋介石拿“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来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其后才有一帮哈日的孝子贤孙出台，李登辉固不在话下，马英九吹捧八田与一的口技也不遑多让。2022年，“满洲之妖”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继承被枪毙的命运，蔡英文以为“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而降“国旗”致哀，朱立伦没事找事也学舌降下“党旗”致哀。

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的历史残余

抗战胜利80周年，国民党人揪团赴日本弯腰献媚，面对大陆则个个高喊对等尊严；民进党人追随日本天皇说“终战”，追随国民党说辛亥双十是“国庆节”，还阻止抗战老兵赴陆参加阅兵式。抚今追昔，说起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真正该降旗致哀的对象难道不是“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毕竟，国民党抗战老兵曾经是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唯一证明。

自1949年以后，自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蒋介石领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残余势力戒严台湾，阻断台湾迎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时代，并以台湾延续半封建式的半殖民地──“中华民国”。说他封建，是因为蒋氏父死子继，台湾政治如古代朝廷世袭；说他殖民地，是因为台湾受制于美日新旧法西斯势力，沦为外力的反中马前卒。

蒋氏不讳言自己是中国人，只不过为了个人权力欲望，宁愿出卖主权给外人，也要在这小小的岛屿坐享帝王般的权力。

1950年6月，蒋介石秘密请求出卖“中华民国”政府与军队的指挥权给日本的麦帅总部，以换取指挥权不交给孙立人。[14]对内方面，蒋介石扩大戒严滥捕滥杀，包括对吴石将军案的直接干预。二十多年后，副官钱如标润滑蒋介石的肛门意外出岔，血流如注，蒋说：“把他给我关起来！”这个漂洋过海随侍老蒋多年的老钱，就因为没伺候好蒋介石的屁股而被关5年。[15]

蒋经国虽曾留学苏联，后来还是转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归队，并向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时代再三说不。更糟的是，他在蒋介石没清理日本军国主义遗毒的岛屿上搞本土化，直接培育了一连串的皇民化接班人。在脱亚入欧到脱中入北的政治转轨上，台湾通过本土化、皇民化、民主化的现代封建染剂而沦为亲美媚日反中拒统的新殖民地，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认了。

借口“民主自由”不认同中国（人），恰恰说明“中华民国未亡人”的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后者是中华民族进步力量自晚清以来奋起斗争与解放的桎梏。

晚清割让台湾、丧权辱国，是列强殖民性与王朝封建性导致民族弱乱的结果。因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对日抗战、光复台湾、解放全国、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反殖反封建运动，其主轴都是“从依附走向自主、从附庸走向主体”。

1927年，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事变。

但是，民族复兴运动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蒋介石在北伐中途清党独裁，1928年将辛亥双十节装置成民国国庆节，塑造革命唯一传人的党国体制，开启日后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国民党借“训政”强化威权统治，延续封建官僚体系；共产党则通过土地革命和群众动员，重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对日抗战时期更放大了等候历史裁决的路线分歧。国民党的战略核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演变为“以时间换取盟国胜利”，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的胜利，而缺乏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战略反攻意志。战后如蒋介石那般依赖美援和日援，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历史解释权，束手就缚在“太平洋战争”叙事框架下的《台北和约》，只不过是惯性使然。

所有的卖国者都爱惜片面的既得利益，而不可能基于全民的生存发展，因为卖国交易无法换来全民的独立自主。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寄托在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核心政治权力和金融工商利益则被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世袭垄断，横征暴敛激起民怨，特权固化挤压民生，加上军阀、派系等因素进一步分裂国家整合的可能，造成党国与人民严重疏离的巨大鸿沟。

1945年台湾光复，上述依附性、世袭性、特权性、分裂性的国民党政权来接收台湾，正如他接收大陆各省沦陷区以后一样：民变纷乘。[16]这种局面，不但激起国民党内吴石那样的省外人物拷问自己的良知，更推挤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省内青年转向另一条抗战救国的路线。

省内未竟的第二条反帝反封建路线

郭琇琮、许强、吕赫若、吴思汉，这几个在当今台湾社会已然冷却的名字，分别是两位台大医师、一位文艺家和一位学霸。他们曾是“光复初期台湾四大才子”，其共同的人生路径是：抗日→加入中共→白色恐怖→死难于台北马场町或逃亡中客死。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他们的殒落，既是白色恐怖的创伤记忆，也是台湾与中国革命血脉相连的证词。

蓝博洲老师为吴思汉做传记报道说：“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1943年，吴思汉跳级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次年，他穿越朝鲜半岛再过鸭绿江，由东北而华北，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然后继续曲折南下，终于在1945年年中抵达重庆。

在日本殖民统治加上皇民化教育的环境下，大多数台湾青年只略闻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中国抗战，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共产党与延安，也不明白中国抗战有两个战场与两条路线。但他们都明白的是：作为民族解放的对日抗战，欲求台湾的光复，必先求大陆抗战胜利。直到亲历抗日战场后，他们才觉悟：这是一个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革命的大时代。

吴思汉、锺浩东、李友邦、林正亨、张志忠、林如堉等一众知名与不知名的台湾青年，都牺牲于这种抗战觉悟之下。台北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档案数据库）收录超过13,000笔政治案件资料，被处死（含枪决、狱中死亡）约3,000–4,000人，其中本省籍约85- 90%，外省籍约10-15%；被判刑监禁（含无期、有期徒刑）约10,000-12,000人，其中本省籍约70-75%，外省籍约25-30%。

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中华民国体制”下的台湾反共肃清，本省籍受难者总数约占8成。这种悬殊比数，竟成为“台独”政客见猎心喜的历史资本。

在美军围岛驻岛的环境里，全国反殖反封建的解放进程止步于台海。本省进步青年被肃清，外省来台工作者被断绝，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残余的“中华民国”被代称为中国，白色恐怖被解释为中国人（外省人）压迫台湾人（本省人）。扭曲的族群创伤记忆，自此成为分离主义者反中拒统的心理背景。多年以后，抗战以来的两路之争、两党之争扭曲为族群之争，再扭曲为“两国”之争。

追本溯源，当今台独或独台政治想象的来由，是中国内战遗留与美国新殖民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集中表现在蒋介石1949年撤台以后反共戒严的“中华民国体制”。

只有从对日抗战时期的两条路线梳理下来，才能理解抗战的两个战场与双重领导权的客观存在，也才能理解台湾光复需要两个历史阶段的客观事实。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台湾光复的两个历史阶段

对于台湾，民国时期的历史贡献是在军事上与法理上光复台湾，贡献的主体是台海两岸人民。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是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反帝反封建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然而相应于法西斯与殖民主义升级，以及中国内部两条路线之争的最终解决，台湾有待再次光复。台湾再光复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新标志，这将包括军事文明、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经济与生活文明。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当前台湾的“西式选举民主”是殖民依附式现代化；大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自主现代化的实验成果。

整体来说，台湾政客常讲的“主权”和“民主”只能是选举语言，其高度还没超过1895年的“日本总督府”，那正是殖民依附式现代化的悲哀。自1949年惧日崇日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代表蒋介石撤台以来，总督府始终是号令全岛的政治中心。蒋介石死后50年来，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于汰换那面政治天花板。

台湾光复80年后，其政策选择与防卫布局完全被美国的战略架构和利益需求绑架，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是美式意识形态输入体系的延伸，而不是自主政治的实践──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必然要访问美国，其就职演说必然先经美方审核，犹如民选的儿皇帝。

台湾光复80年后，产业链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分工体系，半导体等科技主权受制于跨国资本与外部市场，经济结构是殖民地式的“单一出口导向＋外资依赖”。社会上阶层固化，裙带政治与家族媒体势力盘根错节。知识与文化高度依附外部论述体系，对本土历史与中国整体文明的断裂性严重。

换句话说，台湾赖以拒统的“民主自由”形式上进步，实质上兼具封建依附性与殖民依附性，形成一种“半现代半封建、半自主半殖民”的矛盾结构。这种结构性缺陷长期耽误台湾人的正常发育，使台湾成为全国的智力洼地与道德洼地──毕竟大陆在反封建与反殖民的双重革命路线上已经迈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后，大陆以国家力量引导市场，来防止资本取代贵族成为新的封建势力。这种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式的封建嬗变，而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制度反封建化。同时，大陆避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成为附庸，并选择以“中国方案”回应现代化。比如“一带一路”，反映的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平等共生观，拒绝再被西方中心体系吸纳或规训。

这样看来，中国抗战以来的“两条路线”不仅是抗日与内战的并行，更是“两种文明路径”的交锋：一条延续封建与殖民依附，最终导向人民与国家对立或分离；一条突破封建与殖民束缚，最终形成人民主体的现代化国家。历史证明民国是民与国各行其是的阶段，而人民共和国是民与国共和的文明进程。

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台湾还处在第一条路线落后的残余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台湾再光复的理由。

注释：

[1]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夏潮基金会编《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一九九九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75页。

[2]据前台大法学院长、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许介鳞揭露，蒋介石负责修改波兹坦宣言后半段，暗含保留日本天皇制的伏笔，并将此情报传达给日皇裕仁，见许介鳞着《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56~58、69页。

[3]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第277-278页。

[4]龚选舞着《龚选舞回忆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2012年3月，第224-225页。

[5]比如日本驻蒙古陆军司令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1949年8月任汤恩伯军事顾问，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同年10月指挥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部队。日本陆军少将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鸿亮），1950年2月任中华民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后升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任台湾行政部门顾问，参加2025年6月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主办的“台海防卫兵推”，扮演日本组角色，模拟美日同盟如何介入“台海有事”。

[6]比如汪荣祖、李敖。

[7]比如前李登辉旧属、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

[8]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792-793页。

[9]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夏潮基金会编《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一九九九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80-81页。

[10]许介鳞《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8-111页。

[11]“中华民国未亡人”原是李敖讽刺余英时的用语，这里借指继承蒋介石操弄“中华民国”以玩法弄权、谋取私利的政客、学者和媒体人，及其盲从无知、人云亦云的信众。

[12]陈仪深、许瑞浩《林满红女士访问记录》，地点：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时间：2024年4月8日、5月15日、6月3日。

[13]许介鳞《台独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3-104页。

[14]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4页。

[15]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初版，台北市：商业周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8页。

[16]比如台湾的二二八事变。